牟宗三
牟宗三是被人称之为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是当代港台新儒家中的重镇。牟宗三的思想受熊十力的影响很大，他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牟宗三较多地着力于哲学理论方面的专研，谋求儒家哲学与康德哲学的融通，并力图重建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 人物简介 牟宗三（1909年6月12日－1995年4月12日），字离中，生于山东省栖霞县牟家疃，祖籍湖北省公安县。192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9年升入哲学系，并于1933年毕业。1949年往。1960年往香港，先后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任哲学教授及导师，退休后，定居台北。1995年4月12日下午三时因器官衰竭逝于国立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曾获香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及行政院文化奖。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国立师范大学、东海大学、国立大学、中国文化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他独力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融合康德哲学与孔孟陆王的心学，以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互相诠解。 牟宗三毕生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出巨大贡献。其许多著作被译成英、韩、德等文字。主要著作有《逻辑曲范》、《理性的理想主义》、《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圆善论》等28部；另有《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康德判断力之批判》等3部译作。 牟氏哲学成就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水平，其影响力具有世界水平。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学术思想 牟宗三为新儒家代表人物，认为现代新儒学的任务为“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他独力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融合康德哲学与孔孟陆王心学，以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互相诠解。 牟宗三先生，学思精敏而透辟，慧识弘卓而深彻。他悠悠一生，只做一件事：“反省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的途径。”他的著作，都是针对时代或学术问题，而提供一解决之道。 首先，是全面表述“儒、释、道”三教的义理系统。 牟先生以《才性与玄理》表述魏晋阶段的玄学，属于道家的智慧。以《佛性与般若》表述南北朝隋唐阶段的佛学，属于佛教的智慧。以《心体与性体》表述宋明阶段的理学，属于儒家的义理。自古以来，学者的讲论，都偏于一家一派，是局部的，从未有人正正式式以专书对三教的义理系统，做全面的通贯的讲论。这三大著作所成就的学术功绩，可谓古今无两。 其次，是开显儒家外王学的新途径。 儒家要求由内圣通外王，要求修德爱民，推行仁政王道。但“天下为公”的理想，始终未能体制化；“选贤与能”的原则，也只限于治权方面的科举。所以，如何开出外王事功，正是中国文化生命的症结所在，也是当代儒家所面对的客观问题。而牟先生的新外王三书：《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正是他本于内圣之学以豁醒外王大义，进而解答中国文化中“政道、事功、科学”之问题。这代表牟先生的“现实关怀”。 其三，是全译康德《三大批判》，创造世界新纪录。 德哲康德，以《三大批判》讲“真、善、美”。书出之后，从未有人全部翻译者。而牟先生在望七之年，发大心陆续汉译三大批判，于八十五岁时全部出版。他不但翻译，而且融通中西，加写精确的译注。这份成绩，功不下于玄奘、罗什之译《唯识论》与《大智度论》。 其四，积极消化康德：“”之新诠释。 牟先生不但汉译康德《三大批判》出版行世，而且随译随消化，分别撰著专书以融摄康德。以《现象与物自身》消化融摄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以《圆善论》消化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最后再以专论长文〈真美善之分别说与合一说〉消化第三批判（判断力之批判）。其主旨，是要抉发中国传统哲学之奥义以融摄康德，并藉资康德哲学以充实中国文化。 其五，中国哲学之省察与中西哲学之会通。 中国哲学所涵蕴的问题，以来，从未有人做过通盘的省察和深入的探析。牟先生以《中国哲学十九讲》综述各时期思想的内在义理及其所启发的哲学问题，使中国哲学得以进入世界哲学之林。又以《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对中西哲学之种种问题，提出层层之比对与深入透辟之疏解。并藉佛家（《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作为中西双方共同的哲学间架。此一思路，必将对人类文化之融和，揭示一常态的康庄之道路。 哲学观点 牟宗三是海外新儒学的重要代表和集大成者。如果说冯友兰的努力方向在于使中国儒学“逻辑地”建立起来，那么牟宗三的努力方向则在于使中国儒学“哲学地”建立起来。牟宗三以《认识心之批判》、《道德的理想主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等一系列著作，会通中西，圆融古今，完成了对中国儒学的创造性重建，建立了庞大、缜密的哲学体系即道德的形上学体系。 道德的形上学 牟宗三哲学的精神，就是陆王心学的精神。当然，它是当代的陆王学（或者叫“陆王心学的当代形态”），是吸收西方哲学主要是康德哲学加以改造和重构的陆王学。牟宗三用“道德的形上学”来概括这一精神。他说：“‘道德的形上学’云者，由道德意识所显露的道德实体以说明万物之存在也。”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牟宗三借鉴并改造了康德有关区分“现象和物自身”的理论。在康德那里，“物自身”是一个虽然存在但又不可知的客观实在。和康德不同，牟宗三拒绝承认物自身是一个事实概念，也拒绝承认物自身的不可知；而是认为，物自身乃是一种有着高度价值意味的概念，也就是一个伦理实体、道德实体，因而人们完全可以凭借“智的直觉”来认识它。这样一来，作为伦理实体、道德实体的物自身就不再仅仅具有消极的意义，而是积极的、真实的、能够“呈现”的，由此开出的则是一个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睿智的世界、生命的世界。牟宗三认为，这个世界与感性的现象世界相对待、相区别，而又在终极的意义上影响、统摄和决定后者。 换句话说，正是通过“道德良知”或者“智的直觉”，这个世界才呈现出一个真、善、统一的形上实体，天与人也由此达于一体。但牟宗三并不是只讲良知呈现、智的直觉，他还讲“良知坎陷”、“识心之知”。他认为，道德的形上学包括“无执的存有论”和“执的存有论”两个层次：由“无执的存有论”，我们可获得一超越的形上世界，以此说明道德实践、价值创造及成贤成圣的根据；由“执的存有论”，我们可获得一感性的现象世界，以此说明科学知识及其对象如何可能的问题。就两者的关系来说，牟宗三主张“从上面说下来”，也就是先由“智的直觉”而成立“无执的存有论”，再经过“良知坎陷”而成立“执的存有论”。把科学问题提升到存有论的层面来加以探讨，这标明了牟宗三哲学确有高于传统儒学之处，但问题是业已完善的“良知”何以要“坎陷自身”，则始终是牟宗三难以回答的。 儒学三期说 将儒学的发展史分为三期，并非始自牟宗三，但只有牟宗三对这一思路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阐发。在牟宗三看来，儒学三期的划分及其特点是：第一期是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学铸造期，此一时期“孔子以人格之实践与天合一而为大圣，其功效则为汉帝国之建构”，其特点是“积极的、丰富的、建设的、综合的”；第二期是“宋明儒之彰显绝对主体时期，此则较为消极的、分解的、空灵的，其功效见于移风易俗”；第三期指的则是当代新儒学，“此特殊性之规定，大端可指目者，有二义。一，以往之儒学，乃纯以道德形式而表现，今则复其转进至以国家形式而表现。二，以往之道德形式与天下观念相应和，今则复需一形式与国家观念相应和。” 儒学为什么需要“第三期之发扬”呢？在牟宗三看来，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虽然有着极高深的思想和形上原则，但又不仅仅表现为一思想一原则，而是始终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相连贯的。换句话说，儒学既以历史文化为其立言根据，又反过来为历史文化的发展所运用。然而，自满清入关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儒学遭到了前所未有之厄难，民族生命一直未能复其健康之本相。因此，按照牟宗三的观点，如想求得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前提就必须是复兴儒学。 在牟宗三看来，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学为一常道。儒学作为一“常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孔子仁义并重，强调仁义于人生的精神价值，此“仁义”二字构成了“常道”的核心内容，后来经孟子、宋明儒者大力阐发，已经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内心准则；第二，孔子所言仁义，紧扣着历史文化，而非单纯的道德规范，所以中国的一切典籍皆是“理性之客观化”，或曰“客观精神之表现”。基于儒学发展的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牟宗三进而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基本内容，这就是我们下边将要介绍的“三统”说。 儒学“三统”说 所谓“三统”，即道统、学统和政统。“三统”说是牟宗三针对中国儒学乃至全部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而提出的建设蓝图。如果说道德的形上学是牟宗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三统” 说则是其全部学说的理论归宿。 对于“三统”的内涵，牟宗三曾有一简短的说明：“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为必然。”牟宗三认为，儒学要想进一步发展，这“三统”是一样不可缺少的。我们知道，此前的新儒学（比如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的儒学）普遍有着强烈的反科学的情绪，认为以科学文明为主导的西方文化非但不能给人类带来福音，反而会造成灾难。而牟宗三却认为，儒学如想复兴，中国文化如想重建，就不能忽视学统和道统这两个方面——这是很积极、很进步的主张。 实际上，牟宗三的“三统”说讲的乃是儒学的一个老话题，即“内圣外王”问题。从“三统”说的内涵来看，牟宗三的主张就是：首先，要肯定儒学的道统，以接续民族文化生命之大本大源；其次，要把儒学的道德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上以开出“新外王”，即发展科学（学统）与（政统）。这里的关键是，牟宗三虽然肯定科学与对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他更强调科学与的发展不可以采取某种外在的“加添法”，而必须经过民族文化的自我调整，即从民族文化生命的内部开显出来。这也就是说，他认定学统和政统应由道统开出，具体来说，就是由儒家的内圣之学开出科学与的新外王。 但是，儒家的内圣之学到底能否开出科学与的新外王呢？牟宗三承认，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向来“没有开出来”科学与，但他接着认为：“中国不出现科学与，不能近代化，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在他看来，只要儒家的道德理性（即良知、性体或仁体）主动让开一步，从“往上讲”转为“往下讲”，或者转一个弯，从“直通”转为“曲通”，便可以“转出知性”，从而开出外王事功。而“转出知性”的途径就是所谓“良知自我坎陷”，即“良知”主动地由“无执”转为“执”，因为“不这样地坎陷，则永远无执，亦不能成为知性（认知的主体）”。看似矛盾，但是学者是站儒家的体系，“良心”是主体道德的追求是往上讲，而科学却是研究物质的利益追求是往下讲，所以通过强大的物质科学实现人的改造世界能力，从而有力量实现更高的道德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