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彪
生平简介 班彪（公元3年～54年），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出生于官宦世家，从小好古敏求。其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即彪之姑）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父伯，颇有儒学修养，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为刘向校秘书。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这样的家世，对班彪的思想、文化以至态度都有很大的影响。班彪幼年与其兄班嗣游学不辍，才名渐显。西汉末年，为避战乱至天水，依附于隗嚣，欲劝说隗嚣归依汉室，为充分表达己见，班彪乃著《王命论》，他认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动摇，“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百姓起事失败，王莽窃权诛灭。“穷达有命，吉凶由人”，陈婴之母知项氏必亡，王陵之母知刘氏必兴，可谓懂得祸福之机。同时还论说刘邦兴汉，有“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征应”、“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五大特点。认为天命加人事，才能成帝业。所以识世务者，应当“拒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不可妄图而贻笑天下。 后因隗嚣固执己见，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他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西河以拒隗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刘秀）闻知其才，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县的长官，又为司徒掾。班彪时有奏言，对时政多所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汉武帝时，司马迁撰写了一部史书（后来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后事缺而无录。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班彪认为续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继续采集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此书是续《史记》之作，但“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想已多为《汉书》汲取，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 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详论以往的史学得失，实为撰写《后传》有所借鉴和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以及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这对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班彪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对班固和《汉书》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此外，《后汉书》载其“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今存《北征赋》、《览海赋》、《冀州赋》等，《文选》、《艺文类聚》有收录。其中《北征赋》写班彪在西汉末年避难凉州、从长安行至安定时沿途的见闻和感慨，对当时人民生活的困苦和动荡的社会面貌有所反映。这篇赋采用楚辞的形式，重在抒情，与铺张扬厉的西汉大赋风格迥异，开了东汉末年抒情小赋的先声。他另有《王命论》一篇，系劝隗嚣兴复汉室之意，见于《汉书·叙传》、《后汉书》本传及《文选》。 班彪于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病死于望都长任上，卒年五十二。在两汉之际的历史形势中，班彪投靠刘秀，撰写《后传》，鼓吹“王命”，促进统一，上是识世务者，思想上是个正统论者。 学术思想 班彪从小接受儒家思想，他的史学观点与司马迁有所不同。他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崇黄老而薄五经”、“轻仁义而羞贫穷”、“贱守节而贵俗功”（注：见《后汉书·班彪传》），是一个大弊端。然而他也称赞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注：见《后汉书·班彪传》）。他的这些观点完全被班固继承，对于《汉书》的编撰影响颇深
